（来源：人民政协报 2004.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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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农合创”团队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对中国后发展地区有限财政条件下的农民增收、农村建设、农业发展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南充项目实施两年特别是大面积农户直接参与项目合作一年来的结果表明，“中农合创”项目在后发展地区大面积直接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有效整合社会资金投入农业产业化项目、创新政府的扶贫开发模式、物化贫困地区的闲置劳动力资源、推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等多方面都有比较成功的经验。尤其是项目实施的财政意义更给广大贫困地区政府以启发，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农合创”中心主任王苏波。
　　 依托项目平台
　　 构建当地农业发展产业链
　　 记者：据了解，1999年南充市因地制宜地决定以畜牧业替代种植业的主要地位，并确立了以饲养外血缘良种生猪为主攻点的农业发展战略。但是实施此项战略的最大难点在于生猪品种和质量的大面积改良投入严重不足。至2002年底，南充市生猪存栏455.4万头，居全省第一位；生猪出栏632.7万头，居全省第二位；猪肉产量49.5万吨，居全省第二位。以上三项指标占全省比例的8.5-10%。约占全国的1-1.2%。面对如此之大的产业基数，政府要想在8年内使南充市成为国内最大的优质生猪生产重点基地，可谓任重道远。
　　 王苏波：这的确是摆在眼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政府要达到计划目标，就必须在2006年以前，使全市年出栏肉猪中的30%以上（约200万头）替换为外血缘DLY瘦肉型猪，因而也就必须最晚从2002年开始，五年内将全市现有存栏母猪50%约15万头更新为外血缘LY种母猪。按每头种母猪平均500元的采购成本、每头平均800-1000元的圈舍建造费用、每头300元的政府行政与技术管理支出、每头每年60元的疫病防治费（连续五年）、新品种改良过程中大面积农户散养最高50%的基本成功率合计，仅在这个产业的养殖环节上，5年内就必须集中连续投入约4亿元。这种投入能力是市县两级财政不可能具备的。
　　 记者：“公司加农户”往往是政府招商引资的惯用方式，可以加大对目标产业的投入，南充地区是否也可以采取这种方法？
　　 王苏波：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龙头企业是以企业自身或市场的利益确定资金投向的，从商业目标出发，它们对当地的投资条件特别是大面积农户原料性产品生产的现状要求很高，而这恰恰是政府急需解决又尚未解决的问题。没有集约化、规范化的大面积农户原料性产品生产，龙头企业难以从容进入；而没有加工性龙头企业，政府很难发动和组织千家万户开展改良产品的规模化生产。这种两难情形下，贫困地区政府有限的配套财政资金必然处于捉襟见肘的被动地位。
　　 记者：“中农合创”项目在南充的推动与通常意义上的招商引资项目有什么不同？
　　 王苏波：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农合创”项目的设计和选择，其因地制宜地对项目地农业发展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南充项目选择的是当地适合发展的优势产业化项目即优质生猪发展项目；项目设计不允许背离当地发展的资源条件，要求项目实施地各县要以有限的财政投入能力引导外部资金和农民家庭投入重点突击生猪产业链上最关键、最薄弱的环节，利用“中农合创”项目的两个合作（合作经济的组织形式，合作创业的投资方式）优势，形成最困难的原料性产业基础平台，突出阶段性的产业化目标，由政府主导并依靠项目的整合能力吸引外部投资，用“农户加公司”的方式，完成优质生猪产业链相关资源的有效配置。
　　 记者：您谈到“中农合创”项目的两个合作，即合作经济的组织形式、合作创业的投资方式，能否结合南充项目来谈？
　　 王苏波：任何一个理论都要实践来检验，南充项目在运行的一年多时间中，市县财政分批投入项目合作配套资金近200万元，数百户合作农户认养的不到5000头LY母猪年产DLY瘦肉型仔猪能力不过10万头，却形成了非常大的产业整合效应，即省内具有实力的两家公司投资2000万元分别在南充、仪陇建立了外血缘原种猪场；乐山、眉山、成都等地的国家级种猪企业也通过战略合作关系，成为项目优质种源的固定供应上家；国内三大肉食品加工强企之一的河南双汇集团强势进入，控股了年屠宰能力60万头的营山县润丰公司，成都市民营企业齐祥公司在2003年签约成为项目合作下游企业之后斥资600万元兼并了年屠宰能力40万头的蓬安县屠宰厂，拥有年80万头屠宰能力的阆中市光禄公司在移师巴中3年后重返故乡等。项目实施仅18个月，全市范围内新增和技改生猪屠宰、加工能力350万头，LY母猪种源签约供应能力年1.2万头，饲料、兽药、器械等配套企业25家，商品猪常年收购和育肥企业20家，构成了符合国际通行的“供应链式”要求的生猪产业组织，完成了对良种生猪产业链相关资源的有效配置，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通过项目运行
　　 突破“三农”投入不足瓶颈
　　 记者：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生产性投入严重不足，工农业“剪刀差”甚大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何保证本已极度缺乏和分散的财政扶植性资金和更为困难的农民家庭生产性投入，能相对集中地施向优势项目和有产业化背景的规模生产，是当前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
　　 王苏波：“中农合创”模式的探索性意义即在于此。其一、南充项目将市县两级财政历年无偿拨付的少量扶贫类专项资金作为项目配套的政府合作资金，用于项目合作农户的标准圈舍建设补助、疫病防治工作费用、农户和基层兽医技术培训费用等，改变了过去通行的大面积无偿拨付、低效应使用的局面。其二、项目导入国际通行的融资租赁方式，并运用现代风险投资和信贷管理理论，对其进行综合变通和调整。
　　 记者：我看到过这样一组数据，即南充项目实施地县级财政每加入合作资金1元钱，大体可以拉动外部资金10元钱、合作农户家庭投入100元钱，三者的投入比例大体为1∶10∶100。这是怎么得来的？
　　 王苏波：以南部县为例，2003年5月以来，南部县投入项目合作资金44万元（实际到位66万元，该县多支付了市级财政投入比例的10%），引入“中农合创”总部的合作资金400万元、上级财政50万元；可完成认养物投放量7000头，能拉动合作农户400户的圈舍投资约700万元、认养期母猪饲料投入约2000万元、仔猪饲料投入约1100万元、劳动力投入约420万元、医药及水电费支出约150万元、土地使用付费约30万元，合计投入4400万元。
　　 按照南充项目设计，两级财政投入的合作资金既不是股权投资，也不是借款，更不是无偿投入，而是在项目期四年内分批投入、按期回收、循环使用、最终返还。南充项目总投入合作资金应为3580万元，政府方面应投入1432万元，由于分批和循环使用，实际投入合作现金2000万元，政府实际投入为800万元。
　　 记者：可以说这是典型的以小拨大的例子。
　　 王苏波：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拉动如此大倍数的农户直接投入项目，还在于启发人们对于扶贫的深沉思考：贫困地区有限支付能力的财政资金特别是无偿拨付的专项资金，仅仅使用安全和稳妥是远远不够的，以类似“中农合创”这样的项目为支点，把有限的专项扶植性资金运用在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着力点上，就能使之发挥出相当大的作用。（本报讯记者 刘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