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2004-5-17 3:06:37）

　　□北京农业合作创业中心主任王苏波

　　农业投资是资本利润率很低的一个投资产业。所以，我们需要孵化这个产业化的过程，我们团队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西部建立开发研究中心的。当时，中央还没有提出西部开发的战略国策。这个团队有几十个同志主要是理论研究人员和政策研究人员。在国务院扶贫办的领导下，在各省的支持下，作了大量农村问题的研究。到了1999年，长达将近20年，把所有的学术成果归结为理论支点、资金模型、管理模型等等，分别在11个省区特别是不发达地区进行了非常艰苦的实地的实验生产组织。我当时是这个团队最年轻的，26岁，现在已经50岁了。农业产业化已经在这个团队里走过这么长的道路，相继有不少企业为了做这个事业走高走低，走出走进。
　　实际上，我们讲后发展地区就是三区合一地区，同时为国家贫困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以及为新中国创立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地区。我们定义为后发展地区，实际上有点跟我们的贫困地区一样，但不完全是这样的概念。我们中农合创团队和农业产业化有以下思路，刚才韩俊同志提出来，农业产业化有实招，我们光有实招不行，还要实干。我们在100多个县开展过合作。还有就是实效，光干还不行，还要有结果。我把这三个，实招、实干、实效给大家汇报一下。
　　第一，我们以合作项目为纽带，形成合作经济组织，将分散农户的个体经济方式改变为集约的产业化生产方式。人民公社取消以后，如何把分散的个体农民集合起来向产业化发展，这是始终没有解决好的重大问题。高度分散个体差异如此之大，我们还要把农民几乎在没有基层信用和农村信用缺损的情况下，还要按照契约、定单组织的方式组织起来，实际上它真正的难度是在合作经济组织。这个问题刚才农业部的郑司长已经特别强调了，农业部在抓这个问题上的重点思路。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合作经济组织基础，我国的农业无法形成规模的农业产业化优势。单个农民的生产是很细的管道，所以需要一个组织，这不是政府的号召，而是项目品牌，以优质的项目吸引农民进入这个平台，农民自发自愿跟项目走，并不是跟某一个企业走，而是按照产业化实行规范化、市场化、专业化的集约。四川南充市的生猪占全省40％，但没有形成产业化，因为单个农民养的猪并没有人收购和管理，所以根本不可能和集约化的市场结合起来。
　　我们组织方法是这样的，我们用一个合作模型组织起来，推广优质LW型纯种母猪，现在推广目标是3万头，一户养20头，发展速度非常快，截止到上个月，第一批用户已经把猪转化为自己的财产，这个项目现金回流很稳定，而且各项指标都达到了世界水平。受到农业部的高度评价。4月7日，我在胡部长带领下向四川省长作了报告，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评价，要在全省进行推广。所以我们讲，我们做的不是公司加农户，我们做的是农户加公司，只有农户这个平台公司才有生存的环境。靠公司的短期资本做农业的投资，是非常有风险的，只有农民自己成为产业投资的主体，企业才有安全发展的条件。
　　第二，以产业投资为主力，形成新的集约化资本有四种资金：一是游离资金。二是分散资金，主要是指民间资本。三是闲置资金，也叫信贷资金。最后一种叫做无效资金，实际上是指我们的大量财政专项资金。之所以无效是它按照任务下达，必须投放下去。但由于没有农民的产业组织经济合作组织，没有自上而下的监管体制，这笔资金实际上来说是无效，并不是说全部无效。其中用于形式上的钱占2／3，实际上落到农民头上的非常少。要把这些资金吸纳为发展集约化的资本是非常难的，我们一定要把有效的资金投入到像农业这样的优势产业里面去，我们的合作项目，平均资金年收益率达到10．13％，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面，这个收益保持不低于证券市场。我国农业产业化受资本要素严重制约，很多资本很难通过市场或者调节留在农业。
　　有限的财政投入只是一种方法，我去看了一批龙头示范企业，我说这些示范可以推广吗？他们说很难，我们财政出一块钱，农民出一块钱，做一两个村还可以，但全做财政拿不出来这么多钱。一比一还是好的，如果一比五更难实现。所以无法实现农业产业化所需要的集约制度化和合理资本有效配置。我们的设计是以合理的资金为组合，商业资金为60％，财政和其他占40％，以现有的资金投资，到期全部回收。我们以项目的规范管理、规范生产和产品质量，锁定产业上下责任。我们产业走到哪儿，双汇跟到哪儿，他知道这个管理非常好，品种非常好。我们在川北有一个养猪的项目，今年破例得到了开发银行的贷款。这在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实际上是什么概念？是把农民的信用集合起来，代表几千户农民拿到贷款。用这些贷款买到猪、牛投放给农民，但单个农民是拿不到贷款的。
　　在农民受教育比较低、现代商业意识比较欠缺的情况下，家庭会有很多困难，一旦放现金，很难全部用于农业。你要约束，你要跟我合作，可以，50头牵回家去。组成一个项目体，项目有完整的组织，所有兽医人员都是挂牌服务，它是商业服务，这样就为农民做了很好的免疫、防疫规范，每周检查，打电话一小时要到场等等。我们对农民的做法是8个字，“多予少取，先予后取”。我们给它是信用，我相信你这个农民能够履约，这样就获得农民保证信用的权利。你不先给他就没有信用，你等他给你信用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如果你没有信用我可以把奶牛收回来，交给更好的农户养。这样放大了规模。我们合作项目跟当地合作都获得一个特殊的金融项目，就是专项金融小额信贷。在四川，最大的农户可以获得10万元。当然也是跟银行反复磋商。农民加入我们项目最重要还是加入这个集体可以拿到小额信贷，而且是送上门的小额信贷。
　　我们是根据项目的精确计算，确定单户生产规模以及项目地集中的产业规模。比如四川，单户规模母猪多少头，一个县规划多少，一个市规划多少。然后根据上游和下游企业衔接好。银行放款你没有抵押不放给你，而我们不受农户眼前的财务状况限制，那样穷的农民只有越穷，我们根据信用能力，这个信用能力是第一点，而且根据未来一段时间该农户该配制的综合生产资源，比如劳动力、体力，家里有多少人口都要配制进去，一个人家里就一个劳动力，年纪又大，身体又不好，非要养100头，肯定不会给他。我们看到很穷的家庭，
　　之所以穷是有四个孩子，都很健壮。如果从信贷角度讲没有人贷给他钱，但我们考虑到他四个劳动力养100头绰绰有余。我们把这个能力叫做信用能力，包括基础文明程度。我们之所以选择贵州、四川这些地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些地方比如南充市有700万农业人口，改革开放以来每年保持120万人口在发达地区打工，这120万人经过10年的磨难，他们的商业意识及理念比没有经过商业熏陶的人高。很多农户都是不断的想致富，不断的失败，但失败不等于不能致富，那是条件不具备。
　　现在，合作组织经济方式和合作创意方式正在20个县内推广，明年会达到50个县。我们力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提高农民的增收效益，使得农民可以形成产业化的基础平台。（